寻牛堂周恩来在上海还有一位妻子？邓颖超晚年透露：“就是我决定的”！

“1981年11月的一天，北京医院的走廊里，邓颖超忽然笑着对年轻护士说：‘他在上海，其实还有一位妻子，这事是我拍板的。’” 一句轻描淡写的话，把正在忙碌的护士听得怔住。熟悉周恩来和邓颖超深情往事的同志寻牛堂，很难把“另一位妻子”与那对革命伉俪联系到一起。然而在暗流汹涌的20世纪30年代，这段“婚姻”却是保命也是保密的重要筹码。

很多人只知道夫妇二人从黄埔时期相识相守，却未必清楚，为了掩护地下工作，周恩来常年在上海以“富商胡公”的身份活动，需要一位“太太”随行应付租界的巡捕房与暗探。邓颖超想来想去，最终挑中了身手不凡的女红军杨庆兰。她身高一米七，力气惊人，熟识枪炮，最关键的是：心细如发，极难被人看出破绽。

镜头转回1927年春，武昌城头旗帜仍在飞舞，蒋介石的清党令却已行至江汉。16岁的杨庆兰站在黄浦江边的码头，刚从武汉分校撤下。她背着一只破帆布包，里面除了换洗衣裳，只剩半本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她知道留在原地就是死局，于是随贺龙部队一路南下，冲进炮火最猛的地方抢救伤员。陈赓后来说：“有人把我从死人堆里扛出来，那一刻我只看见一张女孩子的脸。”那人便是杨庆兰。

战火逼得队伍分散。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特科，从各路红军、学联、工会里抽调眼线。杨庆兰接到密令后，独自一人乘夜船东下。她改名“阿兰”，再改“胖妹”，后来干脆直接用“杨夫人”。三年里换了二十多张身份证，连她自己都记不清哪个是真名。

邓颖超第一次见她，是在上海霞飞路的一家西餐厅。周恩来穿呢子大衣，戴金丝眼镜扮英商寻牛堂，杨庆兰撑着伞跟在身后。她站直了足有周恩来的耳朵高，这让“夫妻”身份颇显突兀。邓颖超没多说，只留下一句：“换双鞋，别惹眼。”第二天，杨庆兰收到了平底丝绒鞋，连盒子都带着淡淡的香粉味。自此，外界再难挑出毛病。

“阿兰，记住，不到万不得已别拔枪，这里是法租界。”周恩来曾这样叮嘱她。杨庆兰点头，却在袖筒里暗藏了一把勃朗宁。她要护的是党中央那条最隐秘的动脉——特科内交通。情报得送到周恩来手里，文件得转到邓颖超指间，一旦出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1930年前后，上海巡捕房的耳目越来越多。一次夜间会议后，周恩来急需撤离，可门外暗探守株待兔。杨庆兰扯开旗袍下摆，仗着高个子和臂力，硬是把周恩来拎进房内暗道，又抱起一摞英文圣经掩护出口。“动作太粗鲁了。”周恩来轻声打趣。杨庆兰憨笑：“您是我先生，先生安全最大。”一句玩笑，却化开了杀机。

危急与暗战之外，也有人情味。特科秘书黄玠然常为文件跑动，与杨庆兰在弄堂口碰头多了，两人居然看顺了眼。黄玠然三十岁未娶，杨庆兰也早把青春埋进枪林弹雨。两颗心慢慢靠近，又都担心身份暴露。邓颖超得知后笑道：“别犯难，先拜天地，再演戏。”于是，在愚园路一栋石库门里，周恩来、邓颖超作见证，革命情侣低调结为真夫妻，面上却仍维持“周夫人”的伪装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日军入侵，国内形势陡转。中央机关相继西迁，特科成员被分批抽走。杨庆兰接到调令与丈夫一同北上，但她仍得留出一条暗线随时回沪。她把那双平底鞋仔细包好，塞进行李最底层——那是邓颖超送的，也是这段特殊任务的纪念。

抗战、解放，狂风暴雨一波紧接一波。“周夫人”的身份早已完成历史使命。1949年，他们站在天安门广场，看礼炮齐鸣，谁也没再提起当年的戏码。杨庆兰与黄玠然搬进北京东城一间旧楼，家具简陋到只有两把沙发。问起往事，她只说：“能活下来就不错了。”

1960年代，许多早期地下党员陆续补办组织关系，档案室却找不到“周夫人”这号人。调查员费劲口舌，杨庆兰干脆递过去一张旧照片：胡子拉碴的“富商”站在前排，她穿平底鞋低头整理手套——谁能想到，那就是险象环生的“夫妻照”。

邓颖超晚年回忆革命伴侣时，常提到周恩来“唯有你，我希望有来生”的情书；说到杨庆兰，她言语不多，只轻声感慨：“若没有她，上海那些文件和同志能不能活着走出弄堂，都难说。”

1992年春天，83岁的杨庆兰在北医病房去世。她留下的遗物不多：一双平底鞋、一只军用水壶、几张代号密密麻麻的旧电报。有人把这些送进档案馆，编号加密。外界若看到她的名字，往往只标注“交通员”，“女红军”。然而在那个没有硝烟却暗藏杀机的上海，她既是“杨夫人”，也是周恩来与邓颖超坚定信任的伙伴——这段隐秘而独特的“夫妻关系”，终究只是为了让更多人活下去，走到黎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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